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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風政協2019年第25期
                  天津政協網 www.yyew.com.cn 日期: 2019-12-09 09:59 來源: 市紀委駐市政協機關紀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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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肅貪建設廉潔政府

                    外有糖衣炮彈腐蝕,內有驕傲情緒滋長,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從建國初期就對腐敗保持高度清醒,以刀刃向內的決心發動“三反”運動,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提出“黨要管黨”重要論斷……種種探索有效遏制了腐敗滋生蔓延,也為從嚴管黨治黨積累了豐富經驗。

                    【歷史回放】對腐敗保持清醒認識——一份來自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的報告

                    “今天,可說已到緊急關頭,必須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大規模的反貪污斗爭。準備拋棄少數蛻化分子,挽救多數犯錯誤分子,并在黨內、外進行普遍教育,為今后加強經濟工作打下思想基礎。如果再遲了,就必然會毀壞更大數量的干部,就要犯嚴重的錯誤……”

                    1951年12月13日凌晨,一份飽含憂思的報告擺在了通宵工作的毛澤東的案頭。在這份報告里,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用“極其嚴重”“驚人”等詞匯描述他所掌握的西北地區貪污現象,并匯報了準備與之展開斗爭的考慮。

                    報告中提及的“中央指示”,就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的《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以此為標志,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展開。

                    彼時剛剛新生的共和國,抗美援朝、土地革命、鎮壓反革命“三套鑼鼓一起敲”。各地按照七屆二中全會的部署,在抓生產的同時,也沒有放松對貪污腐化問題的查處。東北和華北在愛國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大量貪污、浪費現象,特別是像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老革命、高級干部也發生了貪污腐化問題。這讓黨中央、毛澤東頗為震動,深感“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

                    收到關于“三反”運動的指示后,習仲勛隨即于12月8日召開座談會,用一整天時間聽取西北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檢查署、法院、財委、人事部負責干部的匯報。聽著聽著,習仲勛不由得眉頭緊鎖:檢查署、法院、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單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貪污案件,共損失國家財產80余億元(舊幣),而這只是已經暴露出來的冰山一角;財經、公安、司法和軍事后勤系統貪污現象較嚴重;稅務、貿易、銀行也不能幸免,就連陜西省保育院發面粉都每袋偷出幾斤……僅西北紀律檢查委員會一年半來,就處理了犯貪污蛻化錯誤的黨員1400余人,例如陜西27個縣公安局長中有7個貪污,涇陽縣有7個區長以上干部因貪污撤職,渭南分區副司令員馬華廷有很多貪污行為。

                    嚴峻的事實說明,黨內享樂腐化思想確實增長起來,貪污蛻化已成為主要危險。習仲勛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說:“這是由于在勝利的和平環境下,資產階級思想和舊社會的傳統惡習,猛烈地侵襲我們。在實行大量招收和包下來的兩項辦法中,有不少貪污腐化分子混入黨、政、軍機關,尚未被清洗或改造。老干部數量少,經驗不足。其中有一部分經不住新的考驗,發生了變化,自己放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被拿著糖彈的敵人所征服。”

                    這次座談會的成果讓習仲勛深受觸動,他隨即將這些情況輔之以分析、建議,形成書面報告呈送黨中央。

                    對這份高質量報告,毛澤東給予充分肯定:“我認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見,都是正確的。你于12月8日召開的那次座談會開得極好。只開一天會,已使你了解情況,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以后動員群眾,開展斗爭,即將迎刃而解。”他要求將習仲勛的報告轉發到各分局、省區市黨委和各級軍區,并在黨內刊物上發表。

                    上下同欲者勝。正是因為以毛澤東、習仲勛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對腐敗保持高度清醒,“三反”運動才得以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進行。截至1952年10月25日“三反”運動結束,全國縣以上領導機關共有383萬人(未包括軍隊數字)參加,經核實貪污1000萬元(舊幣)以上的共10萬余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順生認為,“三反”運動是共和國嚴懲腐敗的第一刀:“這一刀砍出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形象,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的決心,奠定了中國共產黨能夠長期執政的堅實基礎,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不凡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

                    【歷史回放】始終保持懲腐高壓——因作風腐敗被改組的市委班子

                    1961年,山東省委決定恢復德州專區。時任德州市(縣級市,下同)市委第一書記的常玉,被確定為德州地委常委、秘書長人選,參與地委籌建工作。

                    時年37歲的常玉不會想到,僅僅1年后,他會因腐化墮落被查處,甚至成為新中國反腐史上的事件級人物。但在當時一些德州地委的干部看來,從一開始就有了明顯跡象。時任德州地委監察委員會審理科科長的孫培友,給記者講了這樣一件事。

                    1961年7月,德州地委正式成立,隨即召開地委機關干部會議。主席臺上沒有常見的搪瓷茶缸或玻璃水杯,取而代之的是一溜小茶碗。“這茶碗的大小,就夠一口喝的。領導喝完,馬上有小姑娘上來續水。”孫培友介紹,臺下的干部從沒見過這樣的場面,當時就議論紛紛。“據說地委領導對此非常生氣,下午接著召開會議時取消了這一安排,主席臺上的領導干脆連水也不喝了。”

                    簡單的會議安排,反映的是作風的變化。

                    事實上,德州地委組建之初就收到大量信訪舉報,矛頭指向常玉,也包括原德州市委班子的一些成員。1962年3月,山東省監委派員,與德州地委監察委員會有關同志組成專案組開展調查。

                    給專案組留下較深印象的,是吃喝成風。

                    原德州市委招待所,是大吃大喝的主要場所。資料顯示,僅1960年德州市財政局就向招待所撥付5萬余元經費,其中3萬元被書記、市長等人吃喝揮霍。用常玉個人檢查中的話講,從“來人必請,請必吃喝”,發展到“過年過節、大小聚會都要吃喝一頓”,而且“千方百計搞得好點”。比如1960年10月的某天,常玉等3人用餐就點了海參、扒雞等12個菜,喝掉了4瓶高檔酒,一頓吃掉24元,相當于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

                    此外,原德州市委還于1961年成立“小伙房”,供市委副部長和政府副市長以上人員使用。據專案組統計,除正常開支外,在不到1年的時間里,集體揮霍3644元。

                    令人無法容忍的是,吃喝風在“三年困難時期”仍然盛行。歷史記錄顯示,1960年起德州連遭三年旱災,1961年還遭遇了特大水災,人民群眾普遍吃不飽飯,災民生活更加困難,不少農民餓得出現了浮腫病。時任山東省委常委、副省長的栗再溫到現德州市所轄部分地區查看災情時,曾心情沉重地說:“解放十幾年了,群眾的生活還是這樣苦,作為共產黨的一名老黨員和高級干部,我感到十分內疚。”反觀身處災區的常玉等人,卻吃得心安理得。

                    大吃大喝的現象,在建國初期并不罕見,劉青山、張子善以及其他諸多貪腐案件中,都有類似表現,但在“三反”運動后基本得到解決,廣大黨員領導干部也在思想上受到了洗禮。相比之下,原德州市委一班人并沒有認真解決問題,甚至愈演愈烈。

                    曾在德州地委紀委審理科工作過的王東波介紹,大吃大喝等問題,之所以在原德州市委班子中成為較普遍的現象,甚至蔓延到一些下屬單位,與常玉有著直接關系。這位1938年就參加工作的老革命,從兒童團長一步步走上市委書記崗位,也曾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但在和平環境中,思想逐漸腐朽,開始講排場、擺闊氣,修樓房、弄汽車。此后,隨著地委機關搬到聊城,特別是1958年常玉升任德州市第一書記后,更是一人說了算,不僅大吃大喝,還經常在市委賓館住宿。正是在常玉等人的影響下,原德州市科局的一些領導干部也犯了同類性質的錯誤,在當地造成惡劣影響。

                    在報山東省委批準后,德州地委對原德州市腐化墮落案進行了嚴肅處理,48名黨員領導干部受到不同程度黨紀處分,28人被開除黨籍,部分人員被判處有期徒刑,德州市委則被直接改組。

                    事情并未到此為止。

                    該案報送到中央后,中央領導同志給予了高度重視,不僅于1963年1月15日向各地轉發了查辦案件的檢查處理報告,同時作出了重要批語,指出“德州市委的問題,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嚴重事件。當前,在我們黨的干部中,確實有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已經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完全蛻化為資產階級分子”“要使每個黨員明確認識,我們黨處在執政的地位,黨對黨員、干部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不是更寬,而是更嚴”。

                    原德州市腐化墮落案的查處與通報,只是建國以來我黨反腐敗斗爭的一個縮影。在這一歷史時期,我們黨在保持黨和國家機關清正廉潔方面取得的成就,與世界反腐倡廉史上任何一個成功范例比起來都毫不遜色。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始終從嚴懲治腐敗,建構了一套強有力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

                    【歷史回放】新中國廉潔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黨要管黨”重要論斷的提出

                    黨要管黨,是劉少奇、鄧小平于1962年底在組織工作會議和全國監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重要論斷。這一論斷深刻總結我們黨建黨以來的經驗教訓,立足黨內存在的實際問題,強調要始終注意加強黨的建設,注意管好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通過加強干部管理部門、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等舉措,認真抓好黨員干部的考察、選任、教育、監督等經常性工作,防止黨員干部和黨的組織蛻化變質,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黨要管黨要求抓住了執政黨建設的關鍵,后來成為我們黨自身建設過程中始終堅持的一條基本原則和經驗。

                    時間回溯到1962年年初,在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安徽代表團不少代表的心里都窩著一股火——時任安徽省主要領導作風霸道,大搞“一言堂”,甚至把反對他的錯誤的幾位省級領導干部定為反黨集團。政治上的混亂,帶來了經濟上的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難。對此,中央監察委員會曾派人去檢查,卻被頂了回來,甚至連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去視察也被封鎖,難以了解到真實情況。

                    如果說安徽例子反映的是個別高級干部的問題,下面這組數字則來自基層:1959年至1960年,廣東湛江專區和潮陽、臺山等22個縣市正式處理的665件案件中,因干部違法亂紀直接或間接引起的人命案150件、毆打重傷96件、奸淫婦女156件……

                    在始終重視廉潔政治建設的新中國,這些事例和數字雖不帶有普遍性,但足以令全黨深思——

                    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后,“三反”運動、“新三反”運動、新的反貪污運動、全黨整風運動……聲勢浩大的反腐敗運動一場接一場,為什么黨員干部違法亂紀的問題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作為監督的專責機關,黨和政府的監察機關一直在探索和變革。1955年,黨的監察委員會取代了原來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力量一度增強,但在后來的工作中,特別是1958年廬山會議黨內民主生活受到嚴重破壞之后,黨內監督怎樣有效開展?1954年,人民監察委員會改為監察部,1959年,監察部被撤銷,行政監察工作又該如何進行?

                    種種背景交織作用下,問題陸續顯現。到上世紀60年代初期,黨中央作出判斷:“近幾年來,對干部管得不嚴,漏洞不少”,“已經給黨造成了一定的損失”。劉少奇同志說得更為直接:“現在黨的工作、干部工作根本沒有人管。”

                    “黨不管黨”的后果,不僅是黨員干部違法亂紀問題頻發,更嚴重的是對于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陽奉陰違。“中央的什么口號來了,他們應付一下,平平淡淡,也不反黨,可是幾個書記勾結起來,貪污、腐化、墮落”,劉少奇憂心忡忡地說,“我們的個別地區、個別部門的組織已經變質了。”安徽省主要領導欺上壓下,正是“變質”的一個極端表現。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黨要管黨”的重要論斷在1962年被鄭重提出。道理不難理解,可究竟該怎么管?在當時的慣性思維作用下,不少人首先就想到搞運動。對此,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在接見組織工作會議和全國監察工作會議代表時明確指出,“搞一次運動費力得很”,對干部中存在的問題,要“經常抓”才容易解決。

                    如何才能做到“經常抓”?首先要搞清“誰來抓”、“怎么抓”。對于“誰來抓”的問題,會議給出了明確答案:監察機關、組織部門和宣傳部門等,都要“切實地加強起來”。至于“怎么抓”,會議在提出對違法亂紀典型案件“嚴加懲處、通報全黨”,“對黨員普遍地進行一次重新登記”等具體措施的基礎上,特別強調了制度問題。“要把管理和監督干部的經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來……這樣做極有好處。”從鄧小平同志的講話中不難體會——對于當時已經擁有1700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管黨治黨不能光靠運動,更要靠制度常管常嚴、管出長效。

                    落實黨中央要求,全黨上下迅速行動。組織部門、宣傳部門開始加強,黨的監察機關更是先行一步,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委員的名額均得到擴大。此外,中央監察委員會向國務院所屬各部門派出常駐監察組,由中央監察委員會直接領導。在加強機構建設的同時,制度建設也緊鑼密鼓展開。例如,按照黨中央《關于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有權不通過同級黨委,向上級黨委、上級監察委員會直到黨的中央,直接反映情況。這樣的規定,有助于對黨員干部開展監督,實現黨要管黨要求。

                    1965年12月27日,一篇題為《干勁要大步子要穩——安徽省是怎樣運用毛澤東思想領導生產的》的報道,登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安徽省新一任主要領導加強黨員管理教育,使省內風氣一振,短短幾年就從反面教材變成先進典型。

                    黨要管黨,抓住了執政黨建設的規律,契合了黨的建設工作實際,不僅在當時煥新了黨的面貌,同時也譜寫了我們黨反腐制度化的“前奏”,為改革開放后直至今天管黨治黨制度建設打下了理論和實踐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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