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 id="p97r9"></form><form id="p97r9"></form>

    <address id="p97r9"><nobr id="p97r9"><menuitem id="p97r9"></menuitem></nobr></address>

                  <address id="p97r9"><nobr id="p97r9"></nobr></address>
                    繁體 簡體
                  委員辦公平臺
                  電子郵件系統
                  最新動態:
                  ·盛茂林深入靜海區新能源企業調研  ·盛茂林深入市規劃展覽館和文化和旅游局調研  ·市政協召開機關下沉推進復工復產幫扶工作座談會 盛茂林主持并講話  ·市政協召開專題協商座談會 盛茂林主持并講話   ·市政協黨組召開擴大會議 盛茂林主持并講話  ·盛茂林深入企業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達產工作  ·盛茂林深入河東區部分學校督導檢查復學準備工作  ·盛茂林深入寧河區調研疫情防控和春耕生產工作  ·守初心 勇作為 戰火線 ── 政協委員齊心協力抗疫在行動  
                     您當前的位置 :清風政協 正文
                  清風政協2019年第26期
                  天津政協網 www.yyew.com.cn 日期: 2019-12-25 09:37 來源: 市紀委駐市政協機關紀檢組
                  【字號: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

                    “打開窗戶,新鮮空氣會進來,蒼蠅也會飛進來”。在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一些掌握權力的部門和黨員干部禁不住利益誘惑,出現了以權謀私、權力“尋租”等腐敗行為。對此,鄧小平同志指出,“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王仲案查處始末

                    講述人:蔣秀生

                    原中央紀委教育室干部,1984年到1986年參與海豐縣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實驗區的組建工作,掛職海豐縣委副書記。先后出任《中國紀檢監察報》副總編輯,中央紀委派駐人民日報社紀檢組正局級紀檢員,人民日報社新聞信息中心主任、《民生周刊》雜志社總編輯等職。

                    1983年1月17日,一聲槍響,原汕頭地委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兼海豐縣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王仲,被執行死刑。

                    王仲是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因貪污腐敗被判處死刑的縣委書記,王仲案也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反腐第一案”。

                    由于王仲案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在當時全國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中極具典型性、代表性。因此,中央準備拍攝一部名為“警鐘”的警示教育片。為此,1983年8月,剛剛調到中央紀委教育室不久的我,陪同當時的室主任張黎群同志來到海豐作調研。

                    海豐的情況令我們感到非常震驚。盡管當時王仲已被處以極刑,但遺留給當地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海豐縣地處三地交界處,歷來就是個“三不管”的窮地方,用當地人的話說就是個“牛地”。當時,盡管上級部門從汕頭派來了新的縣委領導班子,但是,都不安心工作,“帥不升帳、將不出工”,整個縣委大院根本找不到人。當地走私問題依舊嚴重,“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課”,家家戶戶都在忙著走私,滿街都能見到走私的手表、收錄機等物品。

                    回到北京后,我們立刻向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李昌作了匯報,并以教育室的名義向中央寫了報告。我記得報告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海豐問題非常嚴重!”

                    王仲這個案子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也許很陌生了,但在當時卻是引起全國轟動的大案。

                    王仲1949年參軍,同年入黨,1976年2月起先后任海豐縣委副書記、書記、縣革委會主任,同時兼任打擊走私指揮部總指揮。王仲的腐敗緣于一臺電視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港澳謀生的海豐縣人多達30萬。改革開放以后,從港澳回來探親的和申請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為了能夠早日去香港探親,1979年秋,當地一名廣播員給王仲家送了一臺17英寸黑白電視機,很快就如愿以償,這也是王仲的“第一次”。

                    嘗到甜頭的王仲,膽子越來越大,開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電視機、收錄機、電冰箱等物品,甚至將緝私的物資運回自己家中,然后再轉手倒賣。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王仲侵吞緝私物資、受賄索賄的總金額達6.9萬余元,這個數字在當時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相當于一個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資收入。

                    王仲帶頭侵吞緝私物資,在海豐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猖獗一時的走私活動得不到有效制止,干部受腐蝕,一些緝私人員甚至執法犯法。海豐縣一時成為遠近聞名的走私貨物交易市場,被稱為“遠東國際市場”。

                    對于王仲和海豐縣的情況,許多群眾寫信檢舉揭發,引起中央重視。時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云多次聽取案情匯報,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組調查此案。1983年1月17日,汕頭舉行1.7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后,王仲因貪污罪和受賄罪被執行槍決。

                    王仲及相關涉案人員得到了嚴懲,但能不能幫助海豐盡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考驗我們黨的執政能力。我們的報告引起了中央紀委領導的高度重視,決定將海豐作為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實驗區之一,派出聯合工作組進行整改。

                    黨性黨風黨紀實驗區是中央紀委從1983年5月開始建立的。實驗區的做法是,由中央紀委和各實驗區干部組成工作組,深入基層,調查黨的組織狀況、黨風狀況、黨員狀況和社會狀況,然后進行綜合分析,提出實現黨風、社會風氣根本好轉的措施,為怎樣抓好黨風探索有效途徑和方法。

                    當時,全國有河北、廣東、黑龍江、寧夏、北京五個省區市建立了實驗區。根據我們匯報的情況,中央紀委決定將海豐作為廣東省的實驗地。中央紀委派我任實驗區工作組副組長,廣東省紀委派出了研究室主任何水云和另外一名同志,分別任縣委書記和工作組組長,又挑選了一些優秀的同志,組成了新的縣委班子,從政治上、組織上、作風上為海豐“撥亂反正”,研究、探索沿海開放地區黨的建設工作。

                    但是,真正來到海豐后才發現,實際情況比我們想象的更嚴重。當年的海豐,許多鄉鎮的黨組織成為走私犯的指揮部,與王仲案一起立案審查的159起案件中,涉及316人,黨員竟占60%以上。

                    從哪里改起?為了找到癥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我們跑遍了海豐的所有鄉鎮,包括沿海邊窮地區,最終梳理出困擾海豐多年的幾大難題,如“臺上”干部與“臺下”干部的矛盾,“保彭派”與“反彭派”的矛盾(彭指的是彭湃),本地干部與外地干部之間的矛盾,還有當地幾個家族之間存在歷史遺留下來的矛盾等。這些難題歸結到一個問題上,其實就是干部問題。篩選、任用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是我們破解難題的關鍵一招。

                    經過研究,縣委認為加強教育局的管理,必須重新選任一個強有力的教育局長。就在這個時候,在調研中偶然碰到的田墘鎮黨委書記吳華南,進入了我們的視線。這個人,文化水平雖然不高,但是政治素質過硬,工作能力突出,有魄力、有見識。在我的提議下,縣委大膽起用了他。

                    上任于危難之中的吳華南,果然不負眾望,半年后,教育局風平浪靜,不但沒人告狀了,而且干部隊伍工作熱情高漲、積極向上,海豐縣的教育工作也由此走上了正軌。后來,吳華南還先后擔任了海豐縣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最后成長為汕尾市委書記。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我們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

                    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把仍然堅持反彭的人排除在外,體現共產黨干部的鮮明立場;不論資排輩,大膽起用有能力、敢擔當的年輕干部……就這樣,我們逐步將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年輕有為的同志,放在了重要的領導崗位上,打開了解決幾大難題的突破口,穩定了當地政治局勢。

                    良好的工作作風,是干好各項工作的重要保證。推動當地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步入正軌,就必須一手抓作風建設、一手抓經濟建設,以優良的黨風政風引導社會風氣,促進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這也是黨性黨風黨紀實驗區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

                    抓作風,不能只靠說教,關鍵是要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我們整個縣委班子,堅持從自己做起,嚴格要求自己。海豐縣窮,我們就更不能貪圖享受。那時候,辦公室就是工作組同志的臥室,一張桌子,一張硬板床,就是我們的全部家當。

                    在生活上,我們不能擺出領導干部的架子,但在工作上,我們必須體現出領導干部的樣子。

                    在海豐工作期間,我們遇到過一次嚴重的山火。當時正值半夜,聽到消息后,我扯了一件衣服就往外沖。這時,有同志攔住我說,你是縣委領導,在家里指揮就行,不用上山,太危險。我一聽就急了,一把推開了他,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們不上,誰還會上!

                    那次,在我們縣委班子的帶領下,各委辦局的領導同志都沖在了救火的第一線,看到我們往山上沖,許多干部和群眾也都自發地加入,最后一起努力撲滅了山火。

                    也許是我們這種身先士卒的態度,打動了當地的黨員干部,打那次開始,我們都感覺到,他們對我們的疏遠感明顯淡化了,主動找我們聊天,匯報思想的逐漸增多。庸懶無為作風也隨之開始轉變,為當地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當時海豐一個80多萬人的大縣,財政收入只有2000多萬,在當地幾個縣中處于最末流。全縣除了汽修廠和糖廠兩個企業外,其他基本都“死火”(倒閉)了,沒有生活來源的老百姓,只能鋌而走險去走私。而走私不但影響國家稅收,更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對于當地經濟發展來說,無異于飲鴆止渴。

                    發展經濟,必須從嚴厲打擊走私活動開始!我們把抓走私上升到事關黨和政府形象的政治高度來看待,要求各部門各負其責、嚴厲打擊。與此同時,為幫助當地企業尋找恢復生產的發展方向,我們在全縣各委辦局召開了30多個現場工作會,聽取各方意見建議,群策群力。縣委、縣政府領導每人還負責對口聯系幾家企業,跟企業負責人一起制定生產計劃,幫助他們引技術、找銷路。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到1986年底我掛職結束離開時,已有十幾家企業恢復了生產,縣財政收入達到了6000多萬元。之后幾年,海豐縣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發展特色的產業布局,再后來,當地區劃調整,單獨設立了汕尾市,下轄4個縣市區,海豐縣在其中財政收入排行第一,從墊底的“末流縣”一躍成為“領頭羊”。

                    海豐的實踐深刻說明,一個地方的風氣怎么樣,關鍵在干部、在領導,在那里的黨風。黨風正、民風正、人心齊,經濟建設的發展才有保證和依靠。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

                    面對腐敗問題的滋生蔓延,黨中央把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上升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出了從嚴管黨治黨的要求。十五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指出:“黨的性質、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所處的地位、黨肩負的歷史使命,要求我們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治黨始終堅強有力,治國必會正確有效。”

                    用鐵的紀律鍛造堅強領導核心

                    講述人:曾繁茂

                    原中央紀委委員、中央紀委新聞發言人,先后任中央紀委辦公廳副處級秘書、辦公廳秘書二處處長、教育室副主任、教育室主任、宣傳教育室主任、全國黨建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紀檢監察報社社長。

                    “為了整頓黨風,搞好民風,先要從我們高級干部整起”

                    “文革”中,許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受到迫害,改革開放平反后,有些人認為自己在革命中流血拼命,在“文革”中又受了委屈“吃了虧”,他們的子女受連累,沒能上大學、沒有好的工作,失去太多,現在重新掌握了權力,就應該讓自己和家人得到特殊照顧。

                    這種想法在當時的一些領導干部中頗有市場。在學習貫徹《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座談會上,許多同志對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作風問題提出意見,在8個方面典型的不正之風中,“搞特權,謀私利,生活特殊化”被排在了第一位。

                    針對這一現象,1979年,中央紀委代中央起草《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為推動該規定貫徹執行,鄧小平同志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干部會議上指出:“為了整頓黨風,搞好民風,先要從我們高級干部整起。”

                    公款吃喝是當時非常突出的一個問題,一些企業還流行著一句話,“兩菜一湯生意跑光,四菜一湯生意平常,八菜一湯獨霸一方”。意思是說,只要吃好喝好,事情就好辦了。

                    為了剎住這股歪風,中央紀委多次通報,中央有關部門也出臺了許多規定,但收效都不明顯。比如,針對“四菜一湯”的公務接待標準,有的地方用碗里套碗、大盤套小盤的做法,繼續大吃大喝。

                    整治收到明顯成效,并取得較好反響的,就是豐澤園飯莊的吃喝事件。

                    豐澤園是一個特色飯莊,主要服務對象是機關、團體和外賓。一些高級干部借故到豐澤園吃“客飯”,即付少量錢,吃高級飯。時任商業部部長王磊,經常去吃這種“客飯”。他幾次吃喝122.24元,但只交了19元,還把沒吃完的煙酒打包帶走了。少交的100多元,放在現在看是個小數字,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卻相當于一個普通干部好幾個月的工資。

                    飯店里有一個廚師叫陳愛武,是全國新長征突擊手,對王磊的做法感到非常氣憤,于是就決定向有關部門反映這件事。對這個問題,飯莊中也有不同意見,認為部長那么大的官,吃個飯算啥?但陳愛武認為占國家便宜,就是不正之風,于是堅持反映,一直告到中央紀委。

                    得知情況后,中央紀委非常重視,派常委曾涌泉同志前往查實后,認為這是一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經中央紀委常委會研究后決定向全黨通報。為此,王鶴壽同志還親自起草了通報。通報發布之后,王磊本人作檢查,請求紀律處分,還寫信給豐澤園,要求補足欠款。1982年3月,王磊被撤職。

                    陳云同志對黨風一直高度重視,針對此事,他提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著名論斷,要求“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在隨后召開的中央紀委全會上,鄧穎超同志表揚了這個通報,說發得及時,社會反響很好。那段時間我去母校北京師范大學調研時,許多同志跟我說,連部長這么高級的干部也通報,中央紀委真是動真格的了。

                    “紀委不能當‘老太婆紀委’,要做‘鐵紀委’”

                    中央紀委恢復重建時,“文革”結束剛剛兩年,黨和國家正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同全黨一樣,面臨著十分繁重的任務。當時,陳云已經73歲了,且身體不好,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

                    什么是最必要的工作?1979年1月初,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副書記王鶴壽到陳云家中請示中央紀委的工作方針,陳云當即回答:“抓黨風。”1979年1月召開的中央紀委第一次全會上,陳云明確指出“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

                    在恢復重建后剛剛起步的關鍵時刻,陳云的講話為中央紀委開展工作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我到中央紀委時,正趕上集中整治“三招三轉一住”中的不正之風。“三招三轉一住”,即招工、招干、招生,農轉非、農村青年轉城市下鄉知識青年、臨時工或合同工或民辦教師轉國家正式職工,以及職工住房建設和分配中的問題,這些直接關系群眾的切身利益,群眾反映也最為強烈。其中,我直接參與了1980年高考作弊問題的調查了解和撰寫報告工作,印象深刻。

                    “文革”期間,1700多萬青年響應中央號召,上山下鄉接受鍛煉。知青返城,高考是一條重要出路。但是,在這十年中,許多知青被迫放棄了學業,再重新撿起書本談何容易,一些人便打起了作弊的算盤。

                    1980年的全國高考作弊問題涉及13個省市,最嚴重的是湖南衡南縣和河北獲鹿縣,這些地方的作弊已經不是偷偷摸摸的搞夾帶,而是肆無忌憚地公開部署。但即便是作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愿。一些落榜考生,就將作弊內幕反映到教育部。

                    中央紀委得知這一消息后,派我去調查。在聽取了教育部同志介紹的各地高考作弊情況后,我認為問題非常嚴重。因此,除了向領導作匯報外,還撰寫了一篇《要情摘報》。

                    后來,這一問題被全國通報,有關考生成績作廢,主要責任人被嚴肅處理。

                    建房分房工作中的不正之風,也是不少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一個突出問題。當時,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積只有2.4平方米。但是,一些手握重權的領導干部卻利用職權多占房、占好房,甚至有的人孩子一出生,就能分到房子。這種典型的苦樂不均現象,引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

                    針對住房建房中的不正之風,中央紀委僅1982年就4次發出通報。經過連續兩年的專項整治,住房建房中的不正之風得到遏制,各地共退出多占的住房80多萬平方米。1984年4月,中央紀委常務書記王鶴壽表示:“在許多地方這股不正之風已基本剎住”。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負面聲音,有人把抓黨風黨紀與改革開放對立起來,提出要在執行紀律上給干部“松綁”的口號,認為紀檢部門手伸太長了,是改革的“頂門杠”、絆腳石,甚至還出現了“防火防盜防紀委”的說法。

                    針對這些錯誤思想,陳云同志明確指出:“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沒有好的黨風,改革是搞不好的。”他還說,“做紀律檢查工作的干部,應當是有堅強的黨性,有一股正氣的人;應當是能夠堅持原則,敢于同黨內各種不正之風和一切違法亂紀行為作堅決斗爭的人。”“紀委不能當‘老太婆紀委’,要做‘鐵紀委’”。

                    “更重要的是要加強黨員的黨性和黨紀教育”

                    1979年1月,恢復重建后的中央紀委召開第一次全會,指出各級紀委要著重抓好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項就是加強對黨員的黨紀黨風教育。

                    這體現了陳云同志對黨性黨紀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認識。1985年3月13日,陳云在聽取王鶴壽、韓光匯報關于即將召開的中央紀委全國工作會議的設想時指出:“為什么那么多黨員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風刮來時,一下子就卷進去了。這些黨員的黨性到哪里去了?從黨的建設角度看,這是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由此想到,各級黨組織和黨的紀檢部門只是查處違法亂紀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強黨員的黨性和黨紀教育。”

                    黨的十二大以后,根據黨章規定,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責之一是“要經常對黨員進行遵守紀律的教育”,1983年3月,中央紀委成立了黨的紀律檢查史上的第一個教育室,職責主要包括兩項內容,一是對內培訓紀檢干部;二是對外開展全黨的黨風黨紀教育,這是新的歷史時期具有開創性的工作。

                    1993年中央紀委、監察部合署辦公以后,根據工作需要和形勢變化,教育室改成了宣教室,并增加了及時發布大案要案的查處結果,向海內外廣泛宣傳我們黨和國家反腐倡廉的方針政策、重大成效等工作內容。作為宣教室主任,我擔任了首位中央紀委新聞發言人。

                    這是一項政治政策性很強、業務素質要求很高的工作。直到今天,我還記得1993年夏天第一次接受外國記者采訪的情形。

                    那次,針對反腐敗的一些熱點問題,法國人道報記者對我進行了專訪。那是一名70多歲的法國老記者,上來他就單刀直入地問,我在中國各地做了幾個月的調研,根據老百姓的反映,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威信降低了,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對這個問題,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給他講了兩個故事。一是我前一段時間去深圳一個村做調研,村黨支部書記對我說,“過去困難時期,我們這邊的人都往香港跑,現在我們富裕了,香港人總往我們這里跑,為了辦理審查手續,我們增加了好幾個人手”。二是前不久,有一批學生去廣東順德籌資搞活動,當地老百姓說,我們可以支持你,但每支持你100元,你就要喊一句“鄧小平萬歲”。

                    講完后,我對他說,這兩個故事可以充分說明改革開放給老百姓帶來了實惠,他們發自內心地支持共產黨,你說共產黨的威信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呢?當然,不可否認,目前也確實有極少數黨員,不遵守黨的宗旨,搞歪門邪道,喪失了黨性,影響了黨的威信。但是,我們黨對這些問題有著清醒認識,并始終保持反腐敗的零容忍態度。之后,我向他介紹了一段時期以來我們黨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情況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果。

                    聽完我的回答后,這名老記者誠懇地說,“我之前在蘇聯當了13年的記者,認為蘇聯之所以倒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言不顧行,喪失了宗旨。您的回答解決了我長久以來的一個疑惑,那就是為什么共產黨就能夠長期執政?因為你們始終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保持著自我革命的清醒態度!”

                  您是進入本站的第 位瀏覽者
                  版權所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 津ICP備05013411號
                  地址:天津市和平區新華路209號 技術支持:北方網
                   
                  视频一区亚洲视频无码 - 视频 - 在线观看 - 影视资讯 - 品爱网